第二章 人的差错研究

这一章主要论证了一些对人类差错研究具有杰出贡献的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概括人类差错研究对之后章节（主要是第三到五章）中提到的论点所带来的主要影响。但笔者也希望能在这章介绍一下认知理论的研究现状给那些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读者。

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尝试提供一个相对的历史制高点来检视当代的差错研究。这个部分必须是精心挑选的，因为一个完整的解释需要涵盖心理学整个历史中的理论。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要了解在过去几百年中的主要影响就足够了。

   第二部分主要是研究人类认知中资源有限的方面：注意力和短时记忆。这部分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心理学的自然科学传统研究来进行的。同样的，在这一部分讨论的材料具有这种研究方式最有特点的特征：限于关注完整定义的，可操控的现象以及限制性的，数据约束的模型，并长期致力于通过理论竞争者们的可预测的表现来消除他们之间的不同。

   第三部分主要展现了存储在大脑中的知识是怎样表现和处理的，以及大规模的，从更自动化层面处理感知，思想和行动的专家处理器（P19）。这部分的研究大多采用最近的认知研究方法。这是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领域，学界也没有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严格定义。但大多数现在以认知科学家或认知工程师自称的研究者们都会认为：如果有一个普遍的主题，那么它需要设计出至少能部分模拟出人类认知中最重要的部分的信息处理机器，不管是实体的或是观念的形式。

   最后两个部分为第三到五章做了铺垫，展现了这本书中对于人类差错机制最独到的观点。其中一个部分讨论了认知“局部”模型和“框架”模型之间的主要不同。另一个部分概述了一些关于人类认知的基本假设。这两个部分使内容过渡到下三章的内容。

1.早期对人类差错机制的心理学研究者

由于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所以我关注那些直接从心理和行为方面研究人们的差错的作者和早期的心理学家，并尤其关注那些跨世纪的心理学家们，他们探求差错的不同形式并解释差错发生后的潜在结果。 

1.1萨利的《错误观念》

在1881年，伦敦大学的思想和逻辑学院的教授詹姆斯·萨利发表了一本被大多数人遗忘的题为《错误观念》的书。在这本书中他“进行了广泛的对差错领域的调查，不仅包括从生理的角度论述错误观念的论文还包括其他类似的差错，例如幻觉和跟前者类似的一些原始的结构和模式”（萨利，1881，引言）。他提到的“其他差错”包括系统性的记忆、信念、思维以及直觉上的异常。

  萨利把“错误观念”（p.6）定义为“貌似直接的，不言而喻的或者直觉的思想形式的差错，不管是在感知层面或是其他层面”。在第一个例子当中，他试着将人类的所有认识都分到两个领域：原始认识或直觉认识，以及第二认识或推论性认识。因此错误观念是指错误的或荒谬的第一种认识，而谬见是不正确的，荒谬的第二种认识。但是，他指出（p.6）“同一个错误可以被称为错误观念也可以被称为谬见，这取决于我们是考虑它的产生还是它最终假定的形式的起源模式；一个对差错的彻底的心理学的研究可能会发现这两种认识在根本上是非常相似的。”

萨利已经分析了错误观念是一种对直接认识的冒仿，并基于错误观念冒仿的认识进行差错分类。他引用了当时流行的哲学术语，定义了两种形式的直接认识：表象认识和代表性认识。前一种认识是通过对外部对象的直接感知或对内在心理的反思得到的。代表性认识则通过记忆和信念机制来得到的（可以达到模仿直接认识的程度）。四种认知模式（外界感知，反思，记忆和信念）组成了萨利差错分类的主要尺度。第二个尺度是主备模式，它应用于区分主要由外界因素引起的由个体生成的下意识活动所引起的不同差错。但是，萨利的分类尺度都没有制定严格明确的区分。

萨利对感知和记忆偏差的处理展示了他探寻由不同认知领域产生的差错之间的普遍特征的方法。萨利总结了三种主要的记忆偏差：

（a）错误地回忆起没有发生过的事件或个人经历

（b）对已发生的事件发展过程的歪曲

（c）对事件发生的日期的回忆偏差

     这三种偏差都有相对应的感知对应物：（a）对不能从外部感知的事物的感知（例如光谱，光感和幻觉）（b）对能从外部感知的事物的形态的歪曲（c）对事物尺度和距离的感知偏差（例如干净的空气使得在远处的山脉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近，或者中介干预使得物体显得更远）。

     萨利可能是第一个尝试去划分人类差错以及寻求通用的解释性的原理的心理学家。他写的书虽然不出名，但是在差错研究领域是经典之作。如果这本书能更为人所知，那么在近50年之后，伦敦大学的查理斯·斯皮尔斯教授就不会发出这样的抱怨：“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求任何关于（差错）的充分处理过的信息，而要用到现今的所有心理学的教科书的知识去做研究，那么他不会吸取失败的经验”（斯皮尔曼，1928，p.30）

   事实上，萨利的抱怨并不完全公正。在跨世纪之后的20年之间，科学界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研究人类差错心理起源的尝试。最广为人知的是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调查。同样重要的是维也纳的梅林格率先开展的口语差错的研究以及美国的心理学家所做的贡献，尤其是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和雨果·缪斯特伯格，还有威斯康辛的常青树约瑟夫·加斯特罗。 

1.2. 弗洛伊德式错误

在1896年，弗洛伊德第一次开始认识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特定的疏忽和错误的重要意义。在写给他的同事弗里斯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终于“获得了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长期以来的设想”，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忘记已经记住的名字或记错名字的原因。有一次，他忘记了一位诗人约瑟夫·莫森的姓，他说：“通过这个经历，我可以证明（i）因为某些特定的联系我压抑了莫森的姓；（ii）我儿时发生的“事物”参与了抑制的过程；（iii）然后我想起了替代性的名字，就像一个征兆，来自最近发生的“事物”或是我儿时发生的“事物”。（波拿巴，1954）

   在建立起这种日常常见的差错的重要意义之后，弗洛伊德开始收集人们日常犯错误的不同形式的例子：误读，口误和笔误，错误引用，以及做蠢事等等。在这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一个观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种种正常的、不合逻辑的差错揭露了人们无意识地压抑冲动的机制。大部分时间中这种机制隐蔽在人们心里，但偶尔我们可以在恰当的时刻，比如在人们说话、回忆或是行动中，通过其中发生的错误或是“动作倒错”来获知这种机制。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这本书在1904年刚出版时是分卷收编的，在随后的20年间进行了增补。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弗洛伊德最出名的一本书，并出版了很多版本。据说在1909年，弗洛伊德在去美国的旅行中看到船舱乘务员在读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很出名。在1915到1917年之间，由维也纳大学开设课程并在其后出版的《精神分析概论》中，更清晰地阐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和最恰当的例子。之后，“弗洛伊德式错误”这个短语进入日常语言当中。而认为人们的差错是人们的潜意识决定的这个观点开始扎根，不管这个观点是好是坏，是科学的还是流行的。   

1.3梅林格和口语错误

   语言差错作为探寻语言表达中潜藏的隐蔽机制的线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保罗（1880）是第一个意识到语言差错的重要性的语言学家，但是是弗洛伊德的同事梅林格最先开始了主要的研究。（梅林格和梅尔，1895）。到1908年为止，他一共收集了总共8000份口误和笔误的例子，而且现在的研究者仍然继续着他的工作（参阅富兰克林，1973,1980）。

梅林格对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法非常严谨并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去避免选择性偏见，这是这个研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他经常无情地当面指出说话者的口误，所以他在维也纳大学臭名昭著，以至于凡是他到场的地方都会人去楼空。 

1.4詹姆斯，缪斯特伯格和加斯特罗

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类差错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理论发展。经过12年的艰辛努力之后，在1890年，威廉·詹姆斯完成了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不仅史无前例地提出了日常认知差错的论述，而且在有关于习惯、记忆和意愿的章节中还包含了几乎所有人类差错理论的必要要素。詹姆斯并没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的思想给几乎所有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就像传道者引经据典一样，当代的心理学家，尤其是那些对人们日常生活认知错误感兴趣的研究者们，经常参阅詹姆斯的研究成果来帮助自己的研究。在整本书中，有一段论述特别精彩：“习惯减少了对我们行为表现的有意识的注意”（詹姆斯，1890，p.114）

詹姆斯非常慷慨和深谋远虑，他设法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埋没的莱比锡实验室的缪思特伯格任命为哈佛的心理学教授，而自己恢复到早年曾任职的哲学教授的位置。对目击证明的不可靠性的调查是缪思特伯格在哈佛开展的众多研究之一。他的《站在证人席上：有关于犯罪心理的论述》仍然是现今活跃着的这方面研究的早期经典。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research into ‘the psychology of testimony’ was ofsufficient interest to warrant regular literature surveys in the early issuesof th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p23，p2）

在1905年，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加斯特罗，发表了通过分析他的学生收集整理的大约300例“知觉疏忽”的数据而得出的结论。这次是第一次系统性地分析行为差错（区别于语言差错）的研究，为了防止人们采取习惯性的但与预期结果偏离的行为路径，他强调了一些注意力干预措施的必要性。纵观加斯特罗长期科研生涯的研究成果，他一直都着迷于研究人类差错尤其造成差错的影响因素，并一直保持充满希望的思想。 

1.5格式塔研究传统

在1912年，通过法兰克福的马克思·维泰莫，沃尔夫冈·科勒和科特·柯福卡的研究和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格式塔心理学被开创，并成为下一个关于差错研究的具有主要影响力的研究传统。他们沿袭了詹姆斯的研究案例，并以一种福音式的救赎，让心理学摆脱感觉、感情和想象元素论的垄断统治并打破这些“元素”与心理“化合物”之间固化的联系纽带。他们努力用整体心理现象的关注将“心理化学论”取代。他们认为，心理现象并不是由它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成的。部分并不能决定整体，而部分是由整体决定的。

他们第一次对这个论点的论述包含了不同种类的认知现象。他们认为，感觉印象并不是消极的照片式的对现象的投影，而是由观察者的兴趣和天生具有的将部分形态适应整体完整性的心理倾向积极地塑造而成的。特别是一些微小的不规则形态会被人们所忽视。结果，被感知的物体会更偏向于符合格式塔原则中的“完美形态”。之后，这些规则扩展到记忆领域并产生了关于随着时间推移的记忆扭曲的方式的预测研究。

虽然研究人类差错不是格式塔学派主要的目的，但他们首次提出了研究人类差错机制的可验证的理论。虽然他们的预测并没有完全证明正确，理论几乎没有心理学理论基础的支撑，但格式塔心理学对当代认知功能研究影响巨大。在很大程度上，这巨大的影响来源于后来的两位研究者：先在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科特·莱文和剑桥的费德里科·巴特列特爵士。他们都将格式塔研究带进了新的领域：莱文将其引进到行为，决策，动机和个性研究领域（而他的学生契可尼和卢钦则分别将其引进到记忆和问题解决领域），而巴特列特则将其引进到记忆、思考和技能表现的研究领域。 

1.6 神经心理学：拉什利和海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由各种脑部损坏造成的心理失调的描述和评估，这是一战带来的为数不多的有利影响。在这个时期的两位佼佼者是美国的拉什利和英国的亨利·海德爵士。

心理学一直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比较自动化地达到熟练和训练有素的行为表现特征。威廉·詹姆斯（1890）支持“响应链”学说或者通过行为反馈形成的习惯行为的无意识控制过程。这个学说建立之后，可以解释每个行为序列是通过先前行为产生的运动感觉反馈触发形成的。唯一需要意识参与的是开始这个行为序列。剩余的动作则只通过外围和反馈控制即可完成。

在1917年，拉什利对一位受伤的士兵进行了一些临床观察，士兵的脊柱受伤导致他几乎丧失了其中一条腿的所有知觉。虽然他的这条腿运动并不完美协调，但是不管在运动方向和运动范围方面都保持着正常水平。拉什利认为由于士兵的脊柱受损相当程度地移除了对身体感受的反馈，这种行为必须由中枢神经系统控制，而这些预设程序可以不依赖反馈运行。这种“中枢神经主义”或者前馈运动理论对当代学界形成对熟练技术（Keele，1973）及其错误特点的连续组织性质的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Lashley，1951）（p25，p1）

海德（1920）也同样关注创伤性传入神经阻滞对姿态控制的作用。他的研究观察创造了现在广泛使用的概念“图式”，这个概念解释了姿态感觉是怎样与一些体位的内在模式相较量的。任何进入意识的可识别的姿态改变已经承担了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为了适应这种结合标准，以描述进入意识之前的所有伴随的姿态变化，我们打算使用“图式”这个词。”（Head，1920，pp.605-606）后来的巴特列特（1932）扩展了这个概念。几乎没有一个概念能像它一样如此有效地解释各种系统性差错模式的产生。 

1.7巴特列特和“图式”

巴特列特（1932）引进图式（schema）（复数形式是schemata）这个概念来解释图形和文本回忆时的系统性差错。他发现人们根据记忆的复述比原来的图画和文字更加常规，更富有含义，也更加约定俗成。记忆中的怪异的和不平常的部分通常会被“通俗化”使其更符合人们的期望和思考习惯。巴特列特相信他的主观意识会无意识地试图将接触的新的事物与已经建立的知识结构和图式相匹配。在他长期使用的措辞中，他们被描述为“努力后的意义”。这种重构有时是有意策划的结果，但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过程。

   图式被巴特列特定义为“人们积极地对过去的反应和经验的一种组织，而这些经验和反应都必须能通过很好的适应性组织反应来运行。这意味着，不管什么时候形成行为的顺序和规律性，一个特定的反应得以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它跟过去已经形成严密的反应相似，但这种反应的运行并不像一个接一个的单一对象一次运行那么简单，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行。”

   巴特列特强调了图式的三个基本层面：（a）他们是无意识的心智结构（“图式是积极的，没有任何意识的参与”），（b）他们由人们过去的知识构成（“它们是组织好的过去经验的整体”），（c）长期记忆构成了积极的知识结构而不是消极性的图像。因此，图式是重新组织而不是简单复制过去的经验。而且这个过程导致了在记忆方面的特定的可预测的偏见

，很大程度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将现有的事物与过去经验的普遍特征相符”。

   巴特列特跟他同时代的格式塔学说一样，他拒绝接受早期心理过程原子论的观点。他尤其反对由艾宾浩斯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每个记忆轨迹都能包含自己独有的根本的特征。由于巴特列特的观点很符合30代的（thirties）正统思想，具有坚实的基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图式理论才开始被人发掘，并且作为解释人类所有知识和技能基础的高层次、普遍性和认知性结构的专业术语，它在现今心理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广泛的应用。

1.8忧郁

随着一战的结束，曾经的统治研究传统，德国心理学渐渐衰弱，被人遗忘（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还保留着这种传统）。心理学的影响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而现在美国心理学也受到John B.Watson和动物学习理论的动摇。这标志着长达40年的“冷战”的开端，在这段时期心理学转向地下并被迫赶到了科学研究的边缘，而像关于意志力、意识、想象、目的和目标等研究在权威期刊上却看不到了。

   这场没有流血牺牲的文明战争的导致心理学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而有相互对抗的两种势力。行为学者统治了学院派心理学，而精神分析学家在其他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非专业和通俗刊物中。这两个阵营都没有太多地关注人们偏离目标的行为。行为学家不认可对人们目的的研究，至少不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而精神分析学家为了遵循弗洛伊德主张的差错是人们一些无意识中被抑制的期望造成的这个主张，而否认认知偏离。

   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像斯皮尔曼、卢因、巴特列特和其他一些行为心理学家——学界对人类差错的起源及其本性的研究兴趣衰减了近20年之后，直到二战时期的需求和聪明机器使这个领域得到复兴。复兴给他们带来了分析人类认知信息处理过程的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流行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个工具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向：自然科学方向和认知科学方向。 

2.自然科学方向

2.1专注与“瓶颈”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学界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人类信息处理过程中的“瓶颈”研究。在哪个阶段，一个在同一时间内处理多个输入的并行系统可以转换为在任何时间都只能处理序列中的一个信号的串行系统？这个问题首先假定人类的行为在某一时刻的信息处理序列中是一个单一的沟通渠道。

   一个调研小组坚持一个观点，他们认为选择行为出现在早期的认知阶段（Broadent，1958；Treisman，1969）。其他人像“晚期选择”理论学家，认为瓶颈现象出现在对产生一个反应所必须的决策当中（Deutsch&Deutsch,1963;Norman,1968;Keele,1973）。这有可能是关于长期记忆中存储的事物的一种或显著或隐蔽的反应。也有一些折衷的理论认为在信息处理过程系统中有一个以上的瓶颈。（Kerr,1973;Posner & Snyder,1975）

   我不会回顾现今两者间的无趣的争论(see Broadent,1982;Wickens,1983)。对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来说，列举出两者都持有的热情的主张已经足够了，虽然实验证据看起来更倾向于支持后者的观点。当然，也有实验证据不能支持两个阵营的观点。

   在20世纪早期开始的很多开创性的研究证明了人类出人意料地善于对主要分配的任务集中注意力，而忽视其他周围环境中的不相关的信息。然而早期的实验明显没有比较有无干扰项情况下的任务执行表现，现代的注意力研究通常会同时提供两到三个信息源用于检验主体选择性地处理信息的能力。一种普遍使用的技术是双耳两分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两种不同的语音信息通过耳机两端被分别输送到被试的不同的耳朵，要求被试“模仿”（复述正在关注的语音渠道的每个词）或监听（探测特定的目标信号）从事先定义信息源发出的信息流。而其它研究则主要应用由两种不同活动的影像复杂排列或相互重叠后的视觉刺激来进行研究。（例如，两种活动都能同时在屏幕上可见）

   这些现代研究证实了早期的一些发现：人们其实非常善于处理两种同时出现的实际不同的信息流，尤其当覆盖的信息渠道没有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但这种选择注意行为也是不完美的。从没有选择注意的信息渠道出现的特定的信息会突破到注意力范围之内。这种“突破”是由非选择注意信息的物理和语音属性所决定的。

   关于物理属性的影响，人们通常能分辨出非注意信息中是人的声音还是一些噪声，而如果是前者，也能分辨出是男人的声音还是女人的声音。他们也能感觉到不相关信息中总体的物理特征的变化：比如说话者声音的突然变化，语调的转换或者一些孤立的声音（see Moray，1969）。除此之外，当信息源间的空间分离消失之后这种现象出现的几率会上升。

   其他突破现象很明显是由非选择注意信息的内容导致的。选择注意机制通过监测特定的信号运行的，而不管这个信号是来自选择注意的渠道还是非选择注意的渠道。常见的非选择注意信息侵入是名字，来自于听者最近游玩的国家的名字或是他知道的一个作家的一本书的名字。

   而其他的突破现象会出现在当非选择注意渠道的信息内容刚好符合注意渠道信息的上下文的时候。由此可以看出，选择注意的信息内容主要占据了注意力资源，从而使得随后出现的比较符合它上下文的信息更容易进入意识处理过程，即使这些信息其实是来源于非选择注意渠道。但这种语境转换看来并不能反过来进行，即非选择注意渠道的信息并没有这种机制（Broadbent，1971）。

   最后，这些选择注意实验证实了人们需要时间进行注意力转换。选择性注意机制在两耳分听的实验中会有所退化。当人们用一只耳朵同时听取一对单词的时候，他们的区分表现很差。而如果听取较长的信息，前置的线索可以帮助人们区分信息。当注意信息的内容被有序组织来有效预测未来的信息，人们的选择注意机制会更加有效（Kahneman,1973）。同样地，在一系列的选择性听取后，也需要时间转移注意力。Gopher和卡内曼（1971）证明了听者在被告知后，需要花几秒的时间从原来注意的耳朵转换到另一只耳朵，这时候他们很容易被无关的信息干扰。

   这种差错的倾向具有广泛的个人差异，并且在实验室测试中得到一些证据表明注意力转换率与在职工作效率与专业驾驶员的安全记录有关（卡内曼，1973）。

2.2分散注意与注意力资源理论  

在上面提到的选择注意任务中，实验要求被试将他们的注意力专注于被指定的信息源并忽视其他的信息源。而在分散注意力研究中，实验要求被试能在指定的任务间分配他们的注意力并尽力将两者都做得最好。这种实验范式促使了注意力资源理论的发展。

注意力资源理论是几个独立的研究分支的共同产物。这个理论，更准确的说是这一系列的理论的基本形式认为注意力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信息处理资源的储藏所，这种资源对所有心理操作都是公平开放的。而更多复杂的心理操作则运用了多种互不重叠的信息处理资源。（Wickens，1983）

这种认为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但能高度灵活控制的资源的观点不需要设定一些过滤信息机制来解释选择注意行为。选择注意暗示（implicit）着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虽然可能有众多的其他解释，选择注意只能在有限的实体中进行。因此，只有那些得到更多注意力资源分配的事件、任务或想法才会达到更高的运行水平。

如前面所述，大部分支撑注意力资源理论的实验研究文献都关注人们在两个并行的任务中进行注意力分配的能力。我们可以试想一系列的双重任务情况，比如一个极端的情况是两个任务都可以自动地完成，因此不用或需要很少的注意力，而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情况是每个任务都要求很高的注意力导致他们都不能很好的完成，甚至不能很好地单独分开做。大多数研究则关注中间的情况。在这个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任务的相似性。两个任务的组成部分越相近，他们同时调用同一注意力资源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导致相互的冲突。

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训练一心二用，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得区分不同任务间的不同的特征，减少对相似性的反应，从而来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如金丝布林那所说（1981，9.66）：“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息处理过程会从有限的问题解决退化到自动的，需要很少注意力的模式。因此，注意力运行的本质使得它自己让自己走向灭亡。”

一些研究结果（Wickens，1980）表明冲突可能在信息控制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而不是单一的阶段。布罗德本特（1982）阐述道：“两个任务间的主要冲突发生在他们共同竞争几乎相同的大脑功能的时候。”

双重任务冲突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种方式：其中一个行为被完全停止，或因为交叉错误使得一个行为的因素干扰了另一个行为的反应而导致的一个或两个行为的糟糕的表现，或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为转移到另一个行为。（Long,1975;Kinsbourne & Hicks,1978）

2.3多通道处理器理论

很多研究表明那些具有高技能表现的个体的根本在于他们能在不同的并行的任务中达到最小的冲突。（Allport,Antonis&Reynolds,1972;Shaffer,1976;Spelke,Hirst&Neisser,1976;Hirst,Spelke,Reves,Caharack& Neisser,1980）

这些研究结果产生了将人类信息处理过程看做是多通道处理器的理论。艾伦·奥尔波特是支持这个理论最积极的倡导者。他阐述了这个理论最开始的版本：

 大体上，我们认为，任何复杂的任务都依赖于众多独立的，特定的处理器的运行，很多处理器对其他任务也是通用的。而如果一个处理器被任意两个特定任务所共用，那么真正达到同时进行这两个任务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一个任务与另一个不共用相同处理器的任务配对同时运行，理论上两个任务可以同时运行而不会相互冲突。(Allport,Antonis & Reynolds,1972)

   在这之后，奥尔波特（1980a，1980b）批判了认知理论（尤其是瓶颈理论和注意力资源理论），认知理论认为人脑中存在一种通用的有限容量的中央处理器，简写为GPLCCP。

前面所述的研究中大都隐含着一个看法，认为人脑处理受到认知系统所能提供的信息处理数量的“硬件”限制，而奥尔波特认为这并不是解释注意力分散的唯一结论。基于这些发现的解释大部分都是基于认知“结构”的假设基础上的。大多数对认知局限性的研究都假设有一个多层级的机构，这种结构使得最高层次的处理器（GPLCCP）能限制进程来选择性地关注特定的信息。

   奥尔波特认为这种对认知组织的看法被老旧的计算机结构的观点所限制住了。认知心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快速地引进了一些计算机结构的隐喻来解释人类信息处理过程；但奥尔波特认为（1980a，p.27），这些观点来源于对连续的通用的数字计算机本身的基础性设计，而不是来源于可能运用于其中的计算机进程的设计。

   奥尔波特呼吁认知心理学应该摆脱基于通用数字计算机的模型及关于独立内容处理器的假设。而对信息处理的数量限制的看法也应该舍弃。而取代这个模型的应该是一种基于分布式的分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有一群专门的处理器，或者说是“专家”，他们可以在没有作为全局“老板”的GPLCCP或者说“中央处理器”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在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很流行。

2.4主存储器的性质

大部分有关于记忆的科学文献来自于检验人们对短期所记事物清单的记忆程度的实验室研究，通常包括一些无意义的音节（Ebbinghaus，1885），数字串或是单独的单词。这种研究的好处在于它对要记忆的事物和学习回忆的情境进行了大量的控制变量。通过系统地对这些变量的控制以及对他们对记忆程度的影响的观察，研究者们可以做出合理可信的对观察到的效应成因的解释。而大量的控制变量的副作用导致这些研究较少地解释人们是如何真正运用他们的记忆力。然而，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记忆系统“尖头”的解释：主要或短期记忆（STM）。

    由冯德在1905年的观察可以得知，大部分人具有记忆大约7种不相关物件的记忆容量。最近的研究表明记忆的容量会以不同的方式改变。

    当要记忆的事物被有意义地组织后，记忆的容量会有所增加。米勒（1956）称这种组织为定量分块。因此，当字母被组织成辅音-元音-辅音形式的无意义音节（像TOK，DEX，DAS等）时，对它们的记忆容量增加到10个，而当字母可以组成句子的一部分时容量可以上升到20到30。米勒认为记忆的容量在5到9个左右，不管每个记忆块的容量有多少。换句话说，短时记忆可被看做由一些有限的可扩展的箱子组成，每个箱子里面都包含不同大小的信息块。

   相反地，听觉相似效应可能会大幅降低记忆的容量（Conrad，1964）。对听起来相似的语言的记忆明显少于对音韵上不相似的记忆，即使当事物以视觉形式展现的时候。在一次研究中（Baddeley，1966），人们只对相似的句子正确回忆出9.6%的内容，相比之下，对音韵上不相似的句子能正确回忆出82.1%的内容。

   研究者们发现在即时回忆的正常情况下，记忆容量与单词之间有明显的关系（Baddeley,Thomson &Buchanan,1975）。当实验对象被要求回忆出五条不同长度的单词的时候，他们对单音节单词的回忆正确率达到了90%，而对5音节的单词的回忆正确率只有50%。此外研究还发现，回忆的正确率与阅读速度有近乎的一致性。研究还表明单词长度效应反映了研究对象默读复述单词的速度。

   读音相似性和单词长度效应都反映了短时记忆很依赖于听觉和音韵学编码。此外，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后面以听觉呈现的单词比以视觉呈现的单词更容易记忆（Von Sybel,1909）。这个观点强调了在句词串结尾加上不相关的条目之后对听觉中近因效应会消失。因此，人们更容易回忆起8-5-9-6-3-1-7的数字串，不容易回忆起8-5-9-6-3-1-7-0的数字串，在第二个数字串中的0不必回忆起来，仅仅作为回忆的指令（Conrad,1960;Crowder &Morton,1969）。然而要实现这个效应，所加的后缀必须是类语言的。而在同一点出现的无意义的声音没有产生这种效应，这种后缀也没有有意义的语义特征。但是，如果在要记忆的条目和后缀之间加上剪短的停顿后这种后缀效应会明显地被减弱。

2.5工作记忆的概念

工作记忆作为短时记忆的一种观点在过去的十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Baddeley &Hitch,1974;Baddeley,1976;Hitch,1980）。不同于将短时记忆看作是感知过程和长期记忆之间的临时储藏所，工作记忆的概念被更加广泛地定义并具有更大的区分度（see Atkinston & Shiffrin,1968）。

   最新的研究形式表明，工作记忆被合适地分为三个部分：一个跟注意和意识紧密相关的具有有限控制资源的中枢神经控制系统，和两个“从动系统”：语音回路和视觉立体草图。

   虽然这两个从动系统储存着不同信息，但他们都被认为具有本质上相似的结构。他们都包含两种要素：被动存储与积极的彩排进程。虽然他们都在中枢神经的控制之下，但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功能，即，他们的一些运转不需要有意识的注意。因此，听觉回路可以在没有中枢神经控制下存储小数量的语言信号。这种信号大约是三个以合适的序列排列的条目，或者可以在大约1.5秒内在心里复述一遍（Baddeley & Hitch,1974）。

   在听觉回路中，被动存储器是有关音韵的并且由听觉输入直接存储。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进程；语言输入始终会取代被动存储中当前已有的内容。被动存储也可以通过积极反复出现因素来选择性地存储。在前面提到的听觉相似效应可以用对发音相似的事物的被动记忆中所出现的混乱来解释。记忆容量包括被动记忆的持久性和默记的效率。由于短小的单词可以比较长的单词更容易小声读出，他们能在被遗忘之前反复复述来保持记忆。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单词长度效应。

   尽管对于工作记忆的严格性质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认知理论学家仍然对它的一些特定的特征饶有兴致。它不仅非常合理地解释了早期对短期记忆的大部分基础研究发现，也简略地将从动系统与中枢神经控制系统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工作记忆在控制当前“工作特性曲线”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不管包含其中的信息是通过感觉系统进入处理过程，还是通过归因、思考、心算从长期记忆中被唤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摆脱早期用来解释人类信息处理过程的管道模式中带来的不良影响。这种管道模式认为从感受器输入到运动神经输出过程，数据流主要是在单一通道流动的。工作记忆的核心观点是心理处理工作区在处理和存储过程间共享着有限的资源。

   现在有很多有利证据表明对认知活动的主要限制来源于工作记忆的限制，所限制的认知活动包括算式运算（Hitch,1978）、概念构建(Bruner,Goodnow & Austin,1956)、推理(Johnson-Laird,1983;Evans,1983)和电子技术员问题解决过程(Rasmussen,1982)。工作记忆概念认为保存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即时数据所需的资源与运行过程本身所需的资源存在竞争关系。人们在处理较长的、吃力的活动时会采取很多策略和快捷方式，这些策略都认为可以减少工作记忆的负担。或者可以认为是尽量减少认知疲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