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天，33岁的陈凯歌已经开始拍摄他的第三部作品《大阅兵》。比他大两岁的张艺谋，当时还在西部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这次他也是来帮老同学的，却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一个摄制组去湖北拍摄，张艺谋和摄制组把器材运到住处时已经快天亮了。他的同事陈立果惊呼道，让这个深夜变得不同寻常。他慌慌张张跑过来，对着吉普车里的张艺谋喊:“艺谋，飞碟！”

张艺谋立刻跳下车，抬头望天空，看到一个发光的物体，看起来像是小时候洗澡用的大铁盆。它以45度角盘旋在空中，周围一条光带缓缓旋转。张艺谋马上想到各种推理杂志上的“飞碟”照片，整个人当场僵住，像是灵魂出窍。他昏迷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饭，聊了聊。虽然很多同事看到了UFO，但是只有张艺谋有失忆的经历，大家都拿他开玩笑。后来有传言说他被外星人“抓了”和“洗脑”。

也正是经过这次“洗脑”，之前一直“辅助”的张艺谋终于“站了起来”。他不仅登上一线杂志封面，获得国际A级影帝，还执导了处女作《红高粱》，一出场就震惊世界影坛，至今回味悠长。

1986年，31岁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三期，震惊了整个文坛。媒体高度评价:“用灵魂激活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红高粱的故事也被激活了。刚被飞碟碰过的张艺谋马上找到莫言花800元买了版权，问老莫改编有没有原则和要求。

莫言的回答似乎他的作品不是“他自己的”，他直接告诉张艺谋:“如果没有原则，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做原子弹实验，与我无关。”

改编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选角了。在《红高粱》中，“我奶奶”是故事的核心灵魂。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奶奶”，莫言和张艺谋深入中戏展开《我奶奶》第一代试镜。很多优质的人类女性都进入了推荐名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中戏五朵金花”。

当时85届表演班的老师知道张艺谋要来选人，就极力推荐《金花》里的“大花”石可。张艺谋看到石柯的“硬照”时，觉得挺符合莫言作品“胸臀”的性感形象，正打算给女主定下来。

没想到的是，除了老师的“学术”意见，圈里还有一批人推荐了张艺谋的卑微“秋香”——巩俐，认为她更适合“九儿”这个角色。

张艺谋看着巩俐的照片，心一下子凉了。图中的女孩与其说是野性，不如说是帅气，但她觉得史珂更有才华。推荐人坚持要张艺谋见我。

出于艺术和情感，老张同意为巩俐举行一次“采访”。碰巧巩俐那时不在学校，所以张导一直等到他几乎想放弃的时候。巩俐终于来晚了，张艺谋抓住机会约了。

为了更好的确定角色的感觉，张艺谋还带了顾长卫一起负责录制和捕捉场景。谁曾想，老顾是个连VCR都看不懂的“生瓜蛋子”？拍回来的图像是虚糊，只有四五秒的一瞬间是清晰的。画面中的龚丽菁就像一个处女，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别人说话。

正是这宿命的“四五秒”，让老张感受到了巩俐的另一种味道，于是之前的所有判断都被，“九儿”从石柯变成了巩俐。

当时莫言对巩俐演《外婆》很不爽，没有达到她的预期。但老张已经选好了，他说“随你便”，于是接受了张艺谋的选择。但“随便”张艺谋还是让老莫大吃一惊。

女主最棘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整个剧组都投入到了紧张的拍摄中。莫言看剧本的时候，好家伙，他和陈建宇、朱伟说的6万字，被张艺谋压缩到了2万字。

“奶奶”不是“亲奶奶”，剧本也被“瘦身”了。莫言对电影的效果充满怀疑:这能拍成一部有几十个场景和细节的电影？可以说我几乎唱到了《随遇而安》。

但是张艺谋是谁？然而，自认为被外星人盯上的“外星人”，从那一年开始，运气并没有更差。红高粱还收到了命运的“大礼包”，是当年见证他“飞碟奇闻”的老伙计陈凯歌送的。

1987年底，陈凯歌的《孩子王》早已入选柏林电影节，但陈成年后决定放弃柏林，转而敲开戛纳。

眼看承诺的好事无法兑现，无奈之下，张艺谋刚拍完的《红高粱》成了最好的“替代品”。于是那一年，原本是“抢救”节目的《红高粱》成了最大的“黑马”。

组委会评价:“‘这正是柏林电影节想要的’！”《红高粱》让外国人看到了另一个中国——如此张扬的中国

《红高粱》获得电影节最高规格的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亚洲电影。据“爆料”称，当时正在厕所做早读的陈凯歌忍不住感叹“你不是我的摄影师吗？”我在厕所呆了一个多小时没出来。

《红高粱》获奖，莫言也很激动。其实早在片子拍完的时候，看过一部片子的老莫就已经明白，这两万字的书看起来很薄，但拍出来的时候却异常厚实。

张艺谋在他的一句“爷爷奶奶实验原子弹”的开头，实际上是精心编排了“核武器”的效果。书中简略提到的“跳角”和“高粱地”的情节，张艺谋都延长到了5分钟。

风和高粱的波浪在不停地吹着，穿着中国红的巩俐，光着膀子的姜文。配乐中尖锐而有穿透力的唢呐声，一帧一帧，充满了“土味”却又不可抗拒的生命力。

莫言终于意识到，电影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和内容。风中摇曳的高粱，是人类和力量最原始的展示。

一开始接受不了《奶奶》的莫言，也对镜头里的巩俐感到惊叹。巩俐的《九儿》出乎意料，但也正因为如此，她跳出了意料，有了别人无法展现的美丽意外。

莫言感叹:虽然她不是我心目中的外婆，但她在《红高粱》里演过我的外婆。当初我怀疑张艺谋是在“自欺欺人”，结果证明他几乎是自欺欺人！

当时《红高粱》的上映无疑刷新了观众的认知。再加上国际大奖的加持，原本的电影票飙升到5-10块，会场依然爆满。

《红高粱》一炮而红。姜文、巩俐、张艺谋三位新人，以朴实强势的姿态站在了中国电影笔记本的前排，但由此引发的争议不亚于对它的褒奖。

也许经典就是经典，或者有争议的地方就有生意。在电影版《红高粱》流行了近30年的关头，《宫中皇后》的郑小龙被创作出来，电视剧版《红高粱》和新版《九儿》出现在荧屏上。

其实早在十年前，莫言的老朋友就已经买下了版权，但他并没有为此做什么，只是因为张导的《红高粱》太标准太经典，仓促的拍摄只会让他觉得自己的宝贝被宠坏了。

于是经过反复考虑，添加“成分”，修改“配方”，终于把《红高粱》的话剧版端上来了，自然充满期待。

话剧版《红高粱》选角也没那么难，刚好圈定了周迅。郑晓龙还特意约了周迅出来吃饭。那一天，休闲的“周女士”舒服自然地躺着，就像在家里见到朋友一样，继续和剧组聊天。

正是周迅的意外“躺枪”，让郑晓龙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九儿，率性而为，敢爱敢恨。她看你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吸引你。就跟精神一样！”

拍摄中剧组“压力很大”，所以异常辛苦。别人拍戏是赶主角的时候，红高粱是赶高粱的时候:我们公司7月份决定接戏，9月份就要开拍，高粱不等人，所以准备期很短，一个多月而已。”

时间段比较重，剧组也没想过偷工减料。为了还原历史地域的文化风貌，每个部门每天都会提前查阅大量资料。为了达到效果，剧组还一口气把原来的50个景观工增加到300多人，只为关键时刻“不被跨越”。

那天莫言自己写了片名，和他对巩俐的“没有期待”不同。莫言称赞周迅是一个充满仙气、鬼气、灵气、人气的好演员。

从巩俐、姜文到朱、周迅，《红高粱》依然以浓重的色彩和豪放的风格。39岁的“勋哥”饰演17岁的“九儿”的清新能量，依然能让人想起“大龚铭词”和“橙红”的纯真年代。

我看过周迅的《红高粱》里的九儿，和巩俐的版本对比，其实差距已经出来了！

而且相比之下，电影版的巩俐，模糊的时间感和黝黑的皮肤，没有精致的妆容，给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时代气息和“野性鸿蒙系统”的力量，是一种更符合原著的自然浑厚的气质。

影片中浓烈而纯粹的红色，如眼底充盈的鲜血，是一种突破灵魂的火热与浪漫。这种“血腥的浪漫”是血腥的，是血与性的融合。

这也在改变。有力量，有天真，有不屈的挣扎，有压抑痛苦和无助的悲伤。

“妹子，你大胆往前走”，原生态里男人们唱的《巴克斯》，让人瞬间破防，没有一个片段是做作的。

“九儿”和宇瞻奥的关系更接近一种本能的原始冲动，没有太多的柔情蜜意，也没有被“琼瑶卫”摩擦。

每一刻呈现的都是真实的，大胆的，豪放的，一个真实却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生中国”。

三十年后，巩俐已经是“巩黄”了，莫言也从三十岁的文艺青年变成了六十多岁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深作家。但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声誉却从“激活历史”走向了“莫言批评”的另一个极端。

曾拍过《菊豆》和《活着》的张艺谋，也放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三枪”。年近70岁的他依然活跃在“悬崖”上，保持着中午过后不吃饭的自律，在作品和生活中依然充满着旺盛的创造力。关于他和“外星人”的故事，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虽然张艺谋和《红高粱》创造的“民间奇观”已经逐渐降温，但对于张艺谋这样的导演和莫言这样的作家，究竟是历史的记录者和呈现者，还是取悦和奉承外国人的“工具人”，人们的争论却是无休止的。

但我们不能否认，《红高粱家族》和《红高粱》代表了一个极度自由、热情、文明的时代。那时候我们说话直来直去，没有满屏缩写的“高情商”趣味，也不用怕键盘侠，也不知道什么是“404”。

你可以谈论红色，任何一种红色，热情的红色，讽刺的红色，阴郁的红色…红色的美是千变万化的，不是单一的，死板的。

正如莫在谈到《红高粱家族》时所说: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又爱又恨。长大后终于明白，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最丑、最超然、最世俗、最圣洁、最卑鄙、最英雄、最混蛋、最喝酒、最有爱的地方。”

“红高粱是爱恨交织的产物，我对我的家乡一直抱着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家乡人和红高粱的爱，化作了批判性的赞美；我对家乡人和红高粱的仇恨变成了赞美和批判。批判性的赞美和对赞美的批判，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后，有了更好的设备，更精致的服装，三十年前的味道也捕捉不到了。

-结束-

[文|王小扎]

[编辑|语言不是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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