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12-10 04:24:00 浏览次数:6
东南互保指的是一种基于相互合作的保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参与者之间互相合作,共同承担风险,并分享彼此的利益。以“互保互助、共建共享”为宗旨,东南互保已经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保险行业的新风向,采用创新性的商业模式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合理的保险方案。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慈禧太后下诏命令各地督抚北上勤王,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私下联络,联合一致不奉召,抗拒勤王命令,直接与列强各国联络协议一致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这种做法在满清封建王朝眼里,等同造反。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慈禧太后,此事件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使当时的满清免受了亡国之灾。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遭东南众大臣 *** 的慈禧太后,事后不但不敢处罚他们,甚至还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
东南互保协议,简而言之就是处于南方的督抚为了保证东南半壁的政治稳定免遭兵祸,而以特殊手段 *** 清廷中央政府对西方十一国宣战的行为。为什么会有东南督抚联合 *** 中央政策的行为呢?个人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二是天平天国运动以后的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三是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失措。第一个原因导致康梁上台,等康梁改革失败以后,导致了传统派官僚的上台,这是远因;第二个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中央地方关系失衡,地方督抚权力过大,导致地方实力集团的崛起;第三个原因是直接原因,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就没有对西方十一国宣战的事情,更没有东南互保的必要了。
一甲午战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影响
甲午战败后是举国皆醒,朝廷皆惊。被日本这样的蕞尔小邦打败,可以想见这种冲击力有多大,这也为康梁等的上台营造了时势。等到康梁改革让以慈禧太后感受到最高权威受到威胁以后,毫无军队实力的光绪皇帝和毫无政治经验的改革派成了被打压的对象,这导致了传统派势力的回潮。诸如刚毅,徐桐等传统派得以入主军机。传统派的特征大体有这样几条,一是仇外排洋,二是对传统体制和儒家抱有极大信心,三是对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毫无了解。当朝政被这样一批官僚把持的时候,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心态中的这些人,在自尊与屈辱之间,又怎会向西方学习,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又怎会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面对西方国家的挑战,他们毕竟既无此能力,也无此襟怀。从慈禧太后个人的境遇来说,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停止这种带有西方政治文明色彩改革的戊戌变法,本就被西方国家所不容。毕竟光绪帝的改革是西化的政治改革,传统派的力量对西方是有成见和采取对抗的。站在西方的立场,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光绪帝无疑是一个更能被西方国家接受的对象,正是这一段过往,西方国家成了慈禧太后的心病。
二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权利的扩大
太平天国运动彻底的证明了绿营兵的腐败与无能,正是这个机会让 *** 官员站到了前台。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湘军,淮军,楚军成了自筹粮饷,自行招募,自行行动的准私人武装。这种尾大不掉自然是让朝廷头疼,但也让朝廷无可奈何。捻军,新疆叛乱,包括派兵入朝,都是地方督抚在统筹擘画,朝廷需要倚仗。像甲午海战这种国与国的战争,竟有一人敌一国的说法,虽然是悲哀,也可以看出地方督抚权责之重。何况地方督抚洋务诸事,包括外交,几乎是处于垄断地位。一方面他们实力强劲,在地方具有军事,行政,财政多方面的权利,在中央具有巨大的话语权重,二是西方各国与清廷的外交交往,也就在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几个地方实力派督抚手中。不然,这些地方实力派又怎有资格与西方国家单独签约的权力,又怎有认为朝廷的诏书是拳匪劫持下缴诏的气魄。何况清廷与西方开战是必败无疑的,战败了要追究责任,更是破坏地区经济,何况这诏书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李鸿章,张之洞,包括袁世凯这些后党,自然心里跟明镜似的,要奉诏他们当然是逢太皇太后慈禧的诏书,抗旨对他们来说不会有政治风险,何况中央的荣禄暗地里已经透过风,他本人不就是资助外国使馆,米,水,蔬菜,西瓜等物质,并故意放空炮。
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影响
义和团运动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基督教的传播,引起的教士,信徒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这导致了许多饱受教会欺凌的人增加了对教会,洋人的仇恨,二是士大夫的排外与山东主政官员的纵容。士大夫阶层的排外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国侵略的屈辱感,以及基督教不拜孔子,观音,这让儒家士大夫认为基督教是异端,而心生排斥。义和团兴起的山东的两任巡抚,李秉衡,毓贤又都是传统派官员,义和团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成长壮大。三是清政府低关税导致西方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残破,大量的失业人口的产生,无疑培育了秘密会党兴起的土壤。以上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义和团的兴起与壮大,当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这样的口号后,在朝廷传统派官僚的支持下,义和团成了朝廷报复西方国家的一次情绪大发泄的渠道,因而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传统势力的一次大狂欢和大悲剧。
(本文完)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所策划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与清朝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此举使得清廷颜面扫地,革命势力得到发展。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抑止人民反抗斗争的产物,是东南督抚同帝国主义既妥协又矛盾的产物,也是东南督抚与清廷之向心和离心两个合力的产物。[3]既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力大为削减。并与之后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
东南互保是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
东南互保公然挑战慈禧权威,李鸿章、张之洞等南方官员便和洋人们组成了“东南互保”条约,共同对抗慈禧。 慈禧这才意识到,中央已经无法再继续掌控拥兵自重的地方高官了,所以慈禧太后不得不降低姿态,主动向违抗自己命令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示好,不仅没有惩罚他们的抗旨行为,甚至慈禧海主动认错,并表扬他们。
慈禧这才意识到,
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并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19]。从24日盛宣怀正式提出到 26 日正式订约,前后仅三天,可见其速度之快,各督抚要求之迫切。当然,东南互保运动是各督抚长期酝酿、谋求自保的结果,也是列强为避免两线作战、
九条如下:
保障其在长江流域商业利益的选择。[20]同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记载,《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如下: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 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 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 ,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 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 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 。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