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中国人民对越南进行了为期28天的自卫反击战，保卫了边疆。这场战役，分两个作战方向，在祖国南疆的广西和云南同时进行。桂系方向为东线，由司令员许、政治委员向忠华任总指挥的在前方。面对面的敌人是越军第一军区和人民军的部队。云南方向为西线，以杨得志司令员、刘志坚政委为首的昆明军区为前方指挥部。面对面的敌人是越军第二军区和人民军的部队。

根据和昆明军区的战后总结，我军歼敌数据如下:广西歼敌34187人，负伤5159人，被俘1325人，共计40671人。云南击毙敌人13542人，击伤敌人2108人，俘虏848人，共计16498人；东、西线共歼敌57169人，其中东线是西线的2.46倍。这一统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受伤人数，前者是后者的6.6倍，与受伤与死亡的比例相差甚远，后者通常为3:1。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57169人的歼敌数据背后反映了哪些史实，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听我说:

首先，这里所说的越军，严格来说是指越南武装力量。因为越南在向我国学习，也实行主力、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越南称人民军)。因此，我军的歼敌数据不仅包括3师、316师等主力部队，还包括黄连山省的192团、254团等地方部队，以及大小公安村的武警，还有农村的各机关、厂矿、农场林场、学校和人民军队。

其次，被击毙的敌人的数据来源于战场上清点尸体(如果作战部队有时间自己清点，来不及的话，后勤单位会带民兵清点掩埋)，准确率很高。但不是越军阵亡的实际数据。原因有三。第一，越军习惯于就地带走或藏匿战友的尸体，以此来隐瞒自己的损失，同时也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我军曾在战斗总结中提到，越军拖尸藏尸速度极快。我军攻占高地时，行动稍有迟缓，往往只看到鲜血和被遗弃的武器物资，找不到尸体。

5军163师487团7连老兵、《1979年越战个人实录》作者《琅琊山后裔》回忆:在越军阵地上，如果不能一口气击落，一般上去都找不到敌人尸体。他们会把死去的士兵拖到附近的地方暂时埋葬，或者就地埋在战壕里，战后再挖出来重新埋葬。我们好几次在敌人战壕的猫耳朵洞里挖出越军的尸体。有一次，我们在防守一个新占领的越军阵地时，发现走在战壕里，脚底的土很软。两天后有阵阵狐臭，但找不到原因。在地下挖掘后，发现越军所有腐烂的尸体根本无法处理。最后整个战壕都被TNT炸平了。

另一次是2月27日中午。在铺设303高地后不久，我们在搜索中发现了一条小溪。大家分批爬下来喝水，把水壶灌满。然后我沿着小溪搜索，在不到15米远的小溪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7、8具越军的尸体，都是刚刚被击毙的。大家都忍不住吐槽。

《橡胶林的回忆》作者、3军39师115团1营老兵“丰牌575”回忆说:在215高地的西南角，一个鲜土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大家开始挖着看，兴奋不已！都是越军的尸体！越军撤退时，来不及搬运战友，暂时埋在那里。里面有20多具尸体，我们没法一具一具挖出来仔细数。我们只能估计一个数字，然后埋葬他们。

4军42师124团2营老兵、《越战锻造昆冈人》作者张和平回忆说，15团接管我团在八坡地区的阵地后，从2月21日到26日，仅用了5天时间，2营5连就在29号高地南侧的低洼处， 并且又挖出了34具越军尸体(在29号高地缴获的越军作战日志中，其254团7连只有14名官兵)。 4甚至在30号高地营长王文斌牺牲的A型掩体内，一次就挖出了24具越军尸体。3月2日，我师搜索队在8号公路旁391号高地的一个山洞里，一次性发现了75具越军尸体。我团在巴坡攻击的其他阵地也有类似情况。

二是一些大中型据点被我军轰炸封锁后，无法进入现场进行清查，如最著名的邓通桂屯炮台(据一名跑出来的中尉供述，里面有800至1200人)和谅山的青儿洞、三清洞等。第5军的记录统计不包括在上述各点消灭的敌军人数。

许多钻入森林、进入洞穴的受伤越南士兵，由于缺乏食物、药物和及时治疗而变成了尸体。换句话说，越军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我军的统计数字。

第三，伤害数据是严重的不完全统计，有的部队干脆只报击毙敌人和俘虏敌人的数量，因为尸体和俘虏明明就在那里，一目了然。很难知道有多少敌人受伤了。宁可保守伤敌数据，也不估计伤敌数据，是我军记录统计严谨求实的表现。昆明军区在记录统计表的备注中称，伤敌2108人未完全统计，未列入表中。

桂军126师在总结中记载:报告战果时，坚持说一说二，不确定的事宁可不报。比如，每支部队在战斗中上报610多名伤敌，师里觉得很难确切知道伤敌有多少，就不上报，只上报阵亡和被俘人数。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军歼敌资料中的杀伤不符合1:3的一般规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时我军炮火异常猛烈，幸存者寥寥无几。49团攻占南部城市谅山后，在战场清理时发现，391高地和428高地南侧的洼地里有700多具越军尸体，大部分是被炮火击毙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1979年越军的实际损失远大于我军的统计数据。

作者是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重点研究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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