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看到了上海的黎明。在中潭陶瓷公司的院子里，三辆货车正在加紧装货，准备连夜将一批陶坛送往茅台镇。

负责装车的司机都是在这条运输线上来回跑了几年甚至20年的师傅，但当被问及这些陶坛的具体去向时，他们只回答“刚来这里，不了解。”

刨根问底的话，一个好脾气的司机会暗地告诉你:“茅台镇的一个小酒厂”。

在这里，每批货物的流向都是商业秘密——尤其是当买家是大酒厂的时候。

土陶小镇

中坦陶瓷位于“中国(西部)陶都”四川省自贡市荣县。每年全国大大小小的酒厂使用的储酒陶坛，有40%左右产自这里。这意味着，中国白酒行业将近一半的酒在容县被装进了坛子里。

而这40%，几乎全部集中在荣县铁厂镇——现已搬迁到高山镇的中潭陶瓷，是为数不多的从铁厂镇搬迁过来的陶瓷厂。这是当地土陶业发展、成熟、竞争的结果。

从名字就能猜到，铁厂镇曾经出产过铁。这里的煤、铁、粘土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也是荣县最早发展矿冶的地方。在镇上的曹家坪村，有一处西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当地人称之为“铁炉口”，铁厂的名称由此而来。

然而，在铁厂镇漫长的历史中，烧陶比冶铁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如今，这里家家户户都靠陶器为生，至少80%的人从事制陶行业。

▲铁厂镇

铁厂镇不大，总共只有两条街，几分钟就能从头走到尾。临街的店铺前有几个陶坛，种着鲜花绿植。据说政府给每个人都发了。在两条街的交界处，有两个巨大的陶坛，上面刻着“土陶之乡”。

“土器之乡”的土器制作技术始于秦汉，至宋代达到顶峰。当时西南地区用的陶器都是这种。

在铁厂镇，一路上很少能看到田地和庄稼，但有一排排陶器厂，大大小小的坛子整齐地排列在路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以前，炼铁厂的工人提着坛子走山路，远至成都，沿街叫卖针、线、羊毛等日用品。然后把这些轻货挑到自贡、内江、乐山卖给供销社之类的商店。大概要一个星期才能下去。

那些不想走远路的人会挑着坛子去附近的其他乡镇交换一些大米、玉米、小麦、豆类等食物。

铁厂镇的村民从来没有过很多种食物，大部分靠锅碗瓢盆生活。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这里的粘土质量好，做陶罐总是比种庄稼容易。这种粘土摸起来像面粉一样细腻，当地人叫它高岭土。

其实高岭土得名于景德镇高陵村，颜色是白色的，和棕灰色的荣县粘土不一样。至于后者为什么又叫高岭土，可能是因为它含有高岭石，也可能是因为荣县土的质量与景德镇土相当。

除了景德镇，还有一个以陶器闻名的地方，宜兴。宜兴紫砂的生产和发展依赖于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但几年前紫砂矿物原料的供应已经面临巨大挑战。

荣县粘土随后成为紫砂的候选原料来源。

研究表明，荣县粘土具备了应用紫砂陶器的工艺性能和条件，可以作为一种具有较高附加开发利用价值的紫砂矿产资源。言下之意，荣县的粘土只用来做粗陶，真的有点浪费时间。

虽然铁厂的人大多不了解这些研究，但他们深信荣县的土壤是制作陶器的**原料。

丰富的优质粘土资源，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铁厂人。

两千年的沉默

王天一是铁厂镇老屋村的陶二代，他熟悉每一家陶厂。

“这是我叔叔的，这是我表哥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我的亲戚大多从事这一行。”

他带我们直奔多英陶业，也就是他表哥大春的家去了。

湘家在铁厂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手艺是“祖传”的。项的爷爷项南武是这一行的元老级人物，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生都在和泥土打交道。

▲南吴(左)、向轩才(中)、向大春(右)三代制陶人

1954年，铁厂镇国营五四陶器厂成立，全镇制陶技术基本来自这里。也是在这一年，吴湘南进了工厂。

“当年五四陶瓷厂曾经生产过硫酸罐，工艺达到了能装浓硫酸的水平。”告诉大春。当时谁的父母在五四陶瓷厂工作，这户人家的孩子就能在马路上“横着走”。

▲五四陶瓷厂旧厂房

不过陶厂工资不高。1961年，吴象成为五四陶瓷厂的四级工人，最高级别是六级，但他的月工资只有32元。

迫于生计，我离开了南武的工厂到宜宾、观音等地打工，因为这些地方的陶工比较稀缺，一个月最多能拿100多块钱。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逐渐积累了一笔原始资金给南无。恰逢国家政策开放，允许民营企业办厂。1987年，南吴开始了多营制陶业。在此之前，项的爷爷奶奶都是给别人打工的。直到他那一代，都认为他们是靠祖传手艺创业，一年赚几十万。

▲多营陶业

而王天一的父亲王声，也是铁厂镇从一个陶工到厂长的典型。今年51岁的他，从13岁在一家陶器厂当学徒开始，已经捏了近40年的泥。

当他刚开始学习手艺时，王声也挑选罐子来卖。当时一个10厘米高的小罐子卖13.8分钱，劣质产品卖7分钱。现在同样规格的坛子售价涨到了5元，30多年涨了30-40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创业的王声决定与他人合伙在龚窑建厂。我自己拉过砖，建过窑，但是没钱买设备。在新疆工作了半年后，我攒了不到2000元钱回到炼铁厂，创办了王声陶瓷厂(艺声陶瓷的前身)。

▲王天一在自己的艺声陶瓷行业。

镇上第一批陶器厂基本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如果从秦汉算起，两千多年来，铁厂镇基本处于一个沉寂缓慢的手工业时代。五四陶厂的开办是一个飞跃，但铁厂镇真正开始工业发展也不过十年。

一旦转化

2010年至2012年，是铁厂镇陶瓷产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这一时期的繁荣直接归功于距离铁厂镇100多公里的内江龙场。

属于中国酒坛的主产区，隆昌的土陶业发展比荣县早得多。据说隆昌的石桥陶厂和茅台合作了二十多年。茅台用的几千个坛子都是这个陶厂生产的，自然带动了茅台镇其他酒厂用龙昌陶坛。

2010年，白酒行业黄金十年蓬勃发展，隆昌的陶坛需求剧增，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龙昌陶厂来到铁厂镇寻求合作。换句话说，铁厂镇最早大规模向酒厂供货，是从隆昌的“大后方”开始的。

按照王天一的说法，“当时每个人都发了财”。这也是铁厂镇陶器厂数量激增的时期。

吨坛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之前铁厂镇生产的坛子都是以中小型为主，坛子不多。后来，吨坦克成了铁厂镇的特色产品。比如五粮液这样的大酒厂，大多采购吨罐。

2013年对于铁厂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铁厂镇的陶厂多以家庭为单位，基本处于自由生长状态。

当年王声从新疆回来挣钱的窑，是烧煤的倒焰窑。当时铁厂镇使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窑。河边堆放着烧过的煤和破罐子破摔的东西，甚至有的道路都是用煤渣废料铺成的。

落后的工艺和环境污染极大地制约了铁厂镇陶瓷产业的发展。

2013年，铁厂镇进行了一次环保改造。38家烧传统窑的小陶厂一夜之间被关停，最后重组为9家土陶公司。当时，王声陶瓷厂和其他几家陶瓷厂组成了荣县柏青陶瓷有限公司..

随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倒焰窑被更现代化的天然气隧道窑(又称辊道窑)和梭式窑所取代，传统的手工生产进一步向现代化生产靠拢。

这一改革叫停了当时铁厂镇的传统窑炉和迅速发展的陶瓷业。

但真正致命的打击不是动乱，而是2013年以来白酒行业的断崖式下滑，让铁厂镇在随后的几年里喘不过气来。

2015年王天一从部队退伍，带回了一万多元的退休费，全部给了王胜发工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但也是在这个时期，铁厂镇的制陶业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形态，不仅在商业模式和技术上，在认知上也是如此。

自那次改革以来，每个陶器厂都必须把产品送到成都进行检测。摸了一辈子泥的陶工，终于明白了泥的美好。即使是没读过书的人，也能大致说出陶土中含有的硒、铁、锌、钙等元素，并解释陶坛储酒之美。